1936年,赵建民被捕入狱。特务从他撕碎的情报残渣里,扒出一个孤零零的“祥”字,当即逼他交代同伙是谁。赵建民面不改色,张口就答:“周宝祥。”
没人知道,这个名字,是他临时编出来的。
那时候的赵建民,身兼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和济南市委书记两职。过去三年里,他骑着一辆快散架的自行车,跑遍鲁西、鲁北的村村寨寨,把一个个失联的党员找回来,硬是把瘫痪的山东省委重新搭建了起来。
眼看工作刚有起色,祸事就找上门了。
9月27日那天,他在街上迎面撞见一个人——房春荣。一年前在莱芜开会,两人还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讨论工作。可赵建民心里一清二楚:这人早就叛变投敌了。
房春荣也认出了他,当即扯着嗓子大喊:“抓共产党!”
赵建民的第一反应不是逃跑,而是毁掉情报。他怀里揣着瓦窑堡会议的重要文件,这东西要是落到敌人手里,整个山东地下党都得全军覆没。他一把掏出纸,狠狠撕成碎片,塞进嘴里拼命往下咽。
特务冲上来按住他时,只从他嘴角抠出几片湿透的纸渣,上面的字迹早糊成了一团。
有叛徒当面指认,身份根本藏不住。当天夜里,刑讯就开始了。
从上午十点打到下午五点,鞭子抽、烙铁烫,七八个小时的酷刑没停过。赵建民被打得皮开肉绽,晕过去又被冷水泼醒,却始终没吐出一个真实名字,没供出一个联络点。
后来,特务在牢房角落捡到一小块带“祥”字的纸片,如获至宝。
“快说!这个‘祥’是谁?你的同伙叫什么?”
赵建民眼皮都没抬,淡淡回道:“周宝祥。” 还顺手编了个假地址。
特务信以为真,立马派人去抓人,结果自然是扑了个空。直到这时,他们才反应过来:自己被耍了。
气急败坏的特务折回来,又是一顿更凶狠的毒打。前后七次审讯,用尽了各种手段,赵建民却始终咬紧牙关,死活不松口。
实在撬不开他的嘴,特务只好把他转到普通监狱,等着省主席韩复榘做最终裁决。
进了大牢,赵建民也没闲着。他悄悄联络狱中的其他政治犯,秘密成立了狱中党支部,自己担任书记。他还组织大家给前线的抗日将士捐款捐物。
监狱当局不许他们捐款?赵建民就带头绝食抗议。双方僵持了好几天,最后当局实在扛不住,只能让步。
1937年初,韩复榘亲自提审赵建民。这位军阀办案雷厉风行,一天能判十几个死刑,人送外号“韩青天”。
军法处处长一上来就厉声说:“这人顽固不化,留着就是祸害,该枪毙!”
韩复榘盯着赵建民,慢悠悠问道:“你一个学生,不好好读书,为啥非要去搞共产党?”
赵建民慢慢抬起头,声音不大,却字字清晰:“为了抗日。日本人占了东三省,控制了冀东,华北眼看就要保不住了,山东也撑不了多久。您是山东的主官,该支持我们打鬼子,不该抓抗日的人。”
处长急了,连忙插话:“他把机密文件全吞了!这种人留着就是隐患,赶紧毙了!”
韩复榘没说话,就那么定定地看着赵建民。他发现,这个年轻人眼神平静,一点没有怕死的样子。
沉默半晌,他忽然改了主意:“直接枪毙太便宜他了,关起来,慢慢磨。”
赵建民又被押回了牢房。
转机出现在几个月后。“七七事变”爆发,抗日战争全面打响,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抗日。中共中央派人跟韩复榘谈判,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。
1937年10月,赵建民走出了监狱大门。
他一天都没歇着,当天就主动请缨,前往鲁西担任特委书记。到任后,他四处收编地方武装,组建抗日队伍。后来又多次带队伏击日军,打得鬼子闻风丧胆。老百姓敬佩他,给他起了个外号:“活着的赵子龙。”
抗战胜利后,赵建民继续带兵打仗,先后担任八路军军分区司令员、第二野战军军长,转战南北,屡立战功。
新中国成立后,他调回山东工作,先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、省长,为家乡的建设奔波操劳。
他一辈子都过得十分节俭。吃馒头时,掉在桌上的碎屑都会伸手接住,一粒都不肯浪费。对家人,他从不搞特殊,孩子上学、找工作,全靠他们自己打拼。但只要是为家乡争取修路、建学校的事,他从来都是尽心尽力,半点不含糊。
2012年,这位百岁老人走完了他铁骨铮铮的传奇一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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